为古人做心理素描之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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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1）
    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无论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如何，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外交手腕，但同时，他的很多做法也屡遭时人所弊诟。李鸿章何以可以忍受种种屈辱而完成自认为有意义的使命呢？其中，是怎样的心理动因支持着他的行动呢？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就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错在对洋人讲“诚”字
    李鸿章早年也是一条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做敢为。例如，他曾因为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英国人）不服管治而力除其军权。面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李鸿章早在1865年就在给朱九香的书信中疾呼：“外国猖獗到这种地步，吾辈如果不迅速求富求强，那么中国将何以自立！”
                  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2）
    李鸿章之所以后来越活越窝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误信了曾国藩的一席话。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就是说虚夸大言，先声夺人的意思）。曾国藩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也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听后顿表衷心接受，此后与洋人交往无不“诚”字当先。
    例如，李鸿章在任北洋大臣时，一位德国海军将领到访天津，邀请李鸿章参观他的军舰，李鸿章欣然同意。不巧参观那天刮大风，海上运行不便，那位将领就建议取消此次约会。不料李鸿章为显诚意，毅然携带一名翻译登上小艇到达德舰，令那位德国将领激动万分，对李鸿章说：“中堂真乃守信之人，如此坚毅，实在是可敬可佩！”李鸿章的种种诚信表现曾获得外国列强的广泛赞扬，他们一致视李鸿章为与大清谈判的唯一对手。美国总统格兰特对李鸿章更是惺惺相惜，声称他是远东第一名相。
    李鸿章自从念上了曾国藩的“诚字经”后，便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从心理学角度讲，李鸿章的心误是定式思维的典型恶果！所谓定式思维，就是指个人十分明显的认知、判断导向。它会使人看问题十分狭隘、片面，人不惜否认或曲解事实来自我辩解，思维定式还会使人形成思想僵化，偏听偏信，甚至是自欺欺人。
    李鸿章对洋人讲“诚”字以便迎奉老佛爷
    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公开声称：“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例如，在处理1875～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在整个事件中，不仅有违两国条约，也有悖万国公法，却为了“了事”而曲与周旋，签订了《烟台条约》，满足了英国10多年来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一味妥协求和，甘心出卖国家利益，签订了《中法新约》，使中国虽胜犹败。而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更是使中国尽失颜面，丢了台湾不算，还赔给日本两亿多两银子！
    对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许多人都坚决反对过，这当中有他的政敌（如左宗棠）、下属（如刘铭传）和朋友（如曾纪泽）。特别是曾纪泽，他虽是曾国藩的长子，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于1880年出使法、俄，坚决抵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他也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后来竟因此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他又遭受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最后抑郁而死。
                  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3）
    对于朝野的批评，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也不辩驳，一切我行我素，因为他认定这都是必要的妥协。因为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老佛爷。
    就心理学而言，李鸿章能够一意孤行，是其合理化机制（rationalization）的作用。它泛指个人对不合实际或不符个人理念的事物加以歪曲，以去除焦虑，获得内心平静的手段。而李鸿章的合理化机制突出表现为竭力迎奉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旨意，虽万死而不辞。由此，只要是老佛爷认可的事情，李鸿章就是再被辱骂，再被误解，也心安理得。这既是他合理化机制的根源，也是他心理素质之所在。由此，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恭亲王、翁同、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慈禧太后并非一个英明的太后，她为满足私欲而再三扰乱晚清的政局！
    梁启超曾评论李鸿章说：“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李鸿章事事迎奉老佛爷慈禧太后，既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
    李鸿章的误国心结分析
    李鸿章的心误一来在于对骗子讲“诚”字，对强盗讲良心，如此与虎谋皮，何以真正做到“外敦和好”？！二来在于他对昏主讲“忠”字，可谓是彻头彻尾的愚忠。在这一错误认知的引导下，李鸿章在误国误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定式，由“择善固执”变成了一意孤行，其结果只能如《孟子?尽心上》所言：“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
    李鸿章之执迷不悟，给晚清的中国外交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反之，如果李鸿章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从善如流”来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丘逢甲等人那样敢于向洋人说“不”字，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李鸿章：定式思维导致误国心结（4）
    1901年11月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四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而病危，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他的旧属周馥抚之痛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周悫慎公全集》诗集卷4）李鸿章就是死到临头，也表现出其超强的心理素质。他似乎在向世人呼吁：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
    骂他也好，赞他也好，心理学的分析无疑为他一生写下了最好的、中肯的脚注。
    什么是心理定式
    心理定式，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的一种预先准备的状态。它能影响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程度、方式，其中包括知觉定式、思维定式、观念定式、情感定式、意向定式等。定式实际上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的一种心理背景，主要表现为态度的效用。国外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是把态度作为定式的同义语来看待的。在决策活动中，决策者已有的心理定式既有积极效用，也有消极效用。从积极方面的意义说，已有定式能帮助决策者减少决策程序，迅速地做出决策；消极方面则在于容易使决策者的心理活动特别是思维固着嵌塞，缺乏变通，仿佛沿着一条不变的路径前进。这显然是有碍科学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