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体制内的医生集团,以目前的运营方式,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商业点
作者:杨馨
来源:医学界智库
“体制内的医生集团,以目前的运营方式,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商业点。”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医学界智库记者。
“而体制外医生集团的商业模式相对明确——我认为,部分加入体制内医生集团医生可能是暂时利用在体制内的多点执业进行缓冲,积累资源。到合适的阶段,他们可能也会彻底跳出体制。”段涛说。
体制内局限
体制内医生集团希望做到的,是利用平台优势,集聚医疗资源,其中将包含优质医生和医疗机会;而经由平台对接后,医生会在碎片时间完成治疗行为。
这看上去的确很美。但一旦落实在实际操作上,是否会面临问题?会是哪些问题?
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最关键环节的多点执业落地程度。
大家医联创始人孙宏涛曾对外多次提到:“多点执业政策的红利给了我们(体制内医生集团)希望。”
这的确是事实。体制内医生集团作为中国的特殊产物,而其生存的空间完全依仗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行。
但事实上,体制内医生原供职医院对医生多点执业态度,存在着不够明朗的问题。
已与多家医生集团达成合作的二甲医院,上海浦南医院院长刘卫东此前曾告诉医学界智库记者,三甲医院聚集了最优质的医生资源,但院长几乎是不可能把医生放出来的,“不太实际”。
上海市长宁区卫计委主任葛敏也曾提出过相关思考:此前,她曾在会上公开表示,院长放开医生,其实等于是将医院一部分核心的医疗资源流出——而中国的公立医院必须自负盈亏,上海一家三甲医院一年的运营费用是在十三亿左右,在这样的运营压力下,院长是否会真正愿意落实多点执业政策,完全放开医生?
医生与患者风险
除去原供职单位的管制问题,多点执业在医生和患者端,也存在一定风险。
医生可能需要考虑的是潜在的法律风险。
原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宋冬雷告诉医学界智库记者:“现在医师的多点执业,你如果要深究,有99%都是非法行医。”
宋同时也指出,多点执业政策距离完全贴近医生需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对于执业地点的限制,一个医师最多能有三个注册执业点,但这完全“满足不了医生的需求。”
“比如肿瘤科医生,其实工作负荷并不重,一个人做7到8个点都没有问题”,宋教授告诉记者:“但是你去做了,就是非法行医。注册点数量事实上限制了医生作为劳动人的生产力。”
而在患者端,多点执业同样有风险。此前,讨论较多的是,多点执业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患者的术后管理需求。但事实上,还存在另一方面患者风险:即医生原医疗区域的患者,是否会因医生的多点执业而增加风险?
浦南医院院长刘卫东对医学界智库记者提到了一件事:著名画家陈逸飞在上海的逝世。
“周末进的医院,”刘卫东说:“就很难找到好医生,因为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上海三甲的大医生大专家一到周五,全部都出去飞刀了,上海成了空城。这对上海患者公平吗?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权利与责任
段涛院长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认为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出现,也促使了医院管理者思考新的问题。
“在医院管理里,有一个概念Full Time Employee(全职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段涛告诉医学界智库记者:“特别是在美国,全职和兼职的比例高于中国。一个医院,他可能会告诉你有七百个全职工作者,但是事实上他有八百名,甚至九百名工作人员——他把几个兼职工作者折算成了一个全职工作者。这是医院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全职与兼职,理应对照不同的薪酬与福利体系。”段涛指出。
以前,中国是没有兼职医生这个概念的——但是多点执业和体制内医生集团的出现,都催生了这个群体。作为医院管理者,伴随新群体出现,就有了要思考的新问题:这个群体到底要如何管理?
——是否该继续享受原单位福利?是否采取与院内全职医生一样的管理体系?兼职的医疗机构是否也应承担一部分医生保障与福利?
新事物总是伴随新问题,但作为医生创业的支持者,段涛认为无论是多点执业,个人创业乃至医生集团,本质上都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曾公开鼓励一妇婴院中医师在完成本质工作的前提下,实现个人追求。
但是不是每一个医师都适合创业——段涛指出:“有能力,对市场残酷有思想准备,不安分爱折腾的医生更适合创业这件事。”
后记:
在此文刊出前,国家卫计委刊发了《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正式稿明确:医师多点执业无需再取得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书面同意”,同时,在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未达到全职医师要求的,不能领取全职薪酬。
未来虽未明确,配套措施也许也还在跟进,但是相关部门的确一直给出了自上而下推进多点执业的态度。体制内医生集团伴随多点执业的推进,未来的推进空间,仍然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