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竞成：
重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
倡导慢病治疗全新模式
文 |《东方早报》身体周刊 肖蓓
董竞成，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肺病科）负责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学会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肺肾相关、异病同治、补肾益气、清热活血等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在肺部疾病及肿瘤和老年病如呼吸道感染、慢阻肺、哮喘、肺癌、肺间质性纤维化、肺结核、肺心病、心肺功能衰竭、支气管扩张、免疫紊乱性皮肤病、乳腺癌、抑郁症等疑难杂症领域，以及相关中药的研发等方面有较高造诣。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等计划。
作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董竞成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医教研工作，成果丰硕。而一次支援新疆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构建包含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
在2014年10月1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理论版上，一篇《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考》的宏文，激起了传统医学领域的争论和更深刻的思考。这篇文章从哲学和思想方法层面，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义，打破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医”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开启了涵盖汉医、藏医、维医、蒙医、傣医等整个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大视野。
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董竞成。作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董竞成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医教研工作，成果丰硕。而一次支援新疆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构建包含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
针对我国传统医学领域学术交流会议往往是“中医”形成一个圈子进行交流、少数民族医形成各自的圈子进行交流的现状，五年前，董竞成与新疆医科大学校长哈木拉提教授、内蒙古卫生厅副厅长乌兰教授、云南傣医首席专家林艳芳教授等一起在上海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比较论坛，创造了国内首个试图在形式和内容上融合包括汉、维、蒙、藏、傣等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学术交流平台。
中医不等于汉医学
提起中国传统医学，人们一定会想到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基本内涵的“中医”，这个词甚至成为区别于现代医学（西医）的另一种医学体系。然而，在董竞成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不仅仅是“中医”，还包括了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回医等少数民族医学。鉴此，他要为中国传统医学正名。
他说，“认识与研究任何科学，首先要在哲学层面上厘清与讲透，而在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存在不够准确的观念与认识，影响其发展。”
他认为，传统医学往往是临床经验、区域性文化和古典哲学的混合体，有些则再加上一些宗教色彩。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傣族、苗族、壮族、回族等民族的传统医学，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较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也就更完美，因此，其在中国以至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大举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了“中医”之称。董竞成说，“国际上称传统医学为替代医学，同样把"中医"也列为替代医学，日本称"中医"为汉方医学，这应该都是有其道理的；而我们将汉民族传统医学拔高称为"中医"，其实这个所谓"中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需要重新界定。”
组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各民族传统医学有些往往自成体系，各具特点。“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气、神、虚、阴阳、五行等古典“中国哲学”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体现古典“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与动态性等；维医成医于约公元前4世纪，以古希腊哲学的气质论与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也吸取了阿拉伯医学和“中医”的精华；藏医有2500年左右发展史，以阴阳、四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蒙医有2500多年历史，13世纪初成，18世纪形成独特体系，也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作为基础；傣族传统医学也有2500多年历史，中世纪之后，以古代唯物论和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为核心；回族传统医学成医于公元13世纪，以人天浑同与整体思想为主导，以元气与阴阳七行学说为基础；壮族传统医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唐宋之后迅速发展，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天人自然观为理论基础。
董竞成说，“综观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成医时间、哲学基础、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特点等方面并比较之，可以发现它们在诸多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的规律，它们当中又以中医为最完整、最成熟。”
在初步比较研究之后，董竞成发现，传统医学与“中医”在哲学层面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说， “中医”脏腑学说用肝、心、脾、肺、肾替换木、火、土、金、水，脏腑被赋予五行的基本功能与属性，脏器之间也被赋予五行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样，此种脏腑结构、功能与关系就成了人体组成与功能的基本模型，一切病理生理过程都可从这个模型功能状态变化中得到描述与解释。而维医则是用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和黑胆质四种体液替换四元学说中的火、气、水、土，同样也将四种元素的特性及相互关系引入到体液和体液之间，通过体液的比例、分布和质量变化情况模拟与解释人体各种病理生理过程。从理论价值上看，脏腑和体液学说之间差距不大，二者都属朴素的唯象理论，均有朴素整体观、病因观、病理观、平衡观和预防观。藏医、蒙医等也大同小异。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不仅与“中医”之间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有些方面甚至比“中医”这个“老大”的认识水平还要高一些。
比如，“中医”古典医籍中的解剖学知识相对薄弱，而藏医、维医等古典医籍中对解剖学的认识相对厚实，这主要是因为汉族丧葬等习俗不允许随便对死者进行解剖，而藏族天葬的习俗，要求在天葬之前将尸体解剖切块，这种习俗使得藏医积累了丰富的解剖学知识，古典藏医对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也有着精确的解剖学描述，藏医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令世界同行震惊。
另外，以牛羊肉为主食，从小就会杀牛宰羊等，也帮助藏医、维医、蒙医等提高了人体解剖学认识；古埃及木乃伊制作对古典阿拉伯医学有所贡献，受古典阿拉伯医学影响的维医解剖知识因此较为丰富。
传统医学三分法中国传统医学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董竞成提出“三分法”，即将中国传统医学基本结构分为三部分：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随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内涵，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董竞成举例说，沈自尹院士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等相关；陈可冀院士关于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的系统研究，早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
同时，一些中药作用得到现代医学验证，比如“麻黄治喘”，现代研究表明，麻黄所含主要组分麻黄素等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作用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而洋金花平喘止咳解痉功效的基础，部分来源于所含的胆碱能受体阻断剂东莨菪碱等。当然，此种“共识”在外科、骨伤科领域比比皆是。
古老朴素的中国传统医学，始终引领现代医学，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正逐步受到现代医学的重视；陈竺等于2008年在PNAS上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角度，阐明了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配伍理论及分子机理，影响深远；在青蒿素发现之前，国际药理学界认为抗疟药的设计，首先要从含氮的杂环开始，而青蒿素结构的发现，推翻了这种结论，这些均对现代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团队通过对补肾益气理法方药干预若干炎症性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发现，补肾益气方药及其组分能够通过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重塑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从而产生广泛的临床效应，这一研究同样产生重要影响。
另以针灸为例，针刺手法，通过影响多个靶点干预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激发机体自身内在调节能力而达到治疗目的，这些早已被现代医学所认可和运用。
当然，传统医学中也有一些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比如，“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现代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大脑。孙思邈《千金翼方》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其实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病症。诸如此类，也比比皆是。
援疆经历的触动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兴趣，源自于援疆的经历。五年前，董竞成跟随上海援疆干部来到喀什，帮助喀什四个县的发展。在喀什当地，董竞成发现维吾尔族老百姓很喜欢到维吾尔医院就医，于是他与援疆指挥部领导等商量，推动维吾尔族医药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借此提高维医水平。
援疆指挥部因此设立了“中西医与维医结合”的研究项目，从人才培养、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开展中西医与维医结合研究等方面入手进行工作。借助于该项目，董竞成特招两名新疆维吾尔医高等专科学校的维吾尔族青年教师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继五年前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比较论坛之后，2012年，董竞成和哈木拉提校长等又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了第二届中西医与维医结合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参会。去年10月董竞成和哈木拉提校长、凯撒校长等专家，在20天之内于西北地区组织召开了3次国际会议，千余名国内外专家参会。其中，在青海西宁召开的第三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国际大会，是藏区有史以来召开的最高级别的传统医学国际会议。今年11月，董竞成还将在西双版纳召开以傣医药学为主的第四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国际学术会议。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医疗一直守护着国人的健康。然而，这些理法方药疗效究竟如何？在临床研究领域，董竞成一直致力于用现代医学方法来寻找相关中医理法方药疗效的证据。作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董竞成团队对中医补肾益气方药干预若干慢性炎症性疾病疗效及相关机理与物质基础研究的结果表明，仙灵脾、黄芪、生地等组成的方药，能有效干预哮喘、COPD等慢性炎症性疾病；而通过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重塑或改善了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则是其疗程的重要基础。相关工作结果发表在Plos one等国际医学杂志上，在去年的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年会上，钟南山院士将董竞成的这项研究称为中医药相关领域中迄今为止最规范的研究。
董竞成还将对这种研究思路运用于维医药等研究，比如考虑到肾阳虚是汉医药学的重要概念、异常黑胆质是维医药学的重要概念，而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的状况，他的团队开展了肾阳虚型哮喘和异常黑胆质型哮喘的对比研究，从而确认了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科学基础，相关成果在ECAM等国际医学杂志发表；他的团队还用现代医学随机、双盲、多中心对照的方法对维医药中有效方剂做临床观察。
慢病治疗新模式
除了宏观层面研究之外，董竞成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肿瘤和老年病等方面也颇有研究。
他说，“随着医学的发展，肿瘤等慢性疾病的治疗模式已由单纯的生物学模式过渡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慢病的治疗不仅仅是手术切除、化疗等那么简单，还应包括心理干预、群体治疗、传统医药干预等。肿瘤等慢病患者和老年病患者往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有些病人基本医学知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很差，短短几分钟的门诊治疗和几天的病房诊治，很难就这些方面进行补充和改善。”
鉴此，董竞成团队自2008年起开展了心理状态及“中医”证型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同时，还与华山医院精神医学科合作引进了心理测评系统，用于客观评价患者的抑郁、焦虑、狂躁等心理状态；系统研究了补肾益气及清热理法方药对肿瘤患者慢性应激状态改善的机制以及对肿瘤微环境炎症、血管新生等环节的作用，并系统发表了包括 Psyconeuroendocrinology在内的影响因子较高的文章。
在此基础上，董竞成等创建了针对肿瘤等重型慢病患者的“慢病相对时空”公益项目，举办讲座30多次，为患者提供医学和心理支持。在每周一次的活动中，上午专家讲课，教授各种替代疗法。下午开展健身操、太极拳等群体疗法，铸就一个相对和谐健康的空间。在去年底的“慢病相对时空”年终总结大会上，乳腺癌患者组成的舞蹈队、胃癌与肺癌患者组成的时装队闪亮登场，让人难以相信这些生龙活虎的表演者都是肿瘤病人。相关监测也提示，几乎所有患者的抑郁焦虑情况都得到改善。
董竞成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医疗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医院，不仅仅局限于病房和门诊，应该延伸到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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